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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 汉:诗品未必尽如人品
 发布时间:2015/8/5 浏览次数:907

诗品未必尽如人品

星  汉

【内容提要】“诗品出于人品”,是清刘熙载提出的文艺批评原则。本文通过文学史上的某些现象,认为诗品未必尽如人品。其表现有三:诗品和人品严重割裂,二者完全不统一;后代读者为贤者讳,有意为之遮掩或是曲解;前代诗人对自己夸大其辞,后人信以为真。此文之作,庶几对当今诗词创作有所裨益。

【关键词】 诗品  人品  割裂  避讳  夸大

 

“诗品出于人品”,是清刘熙载在《艺概》中提出的文艺批评原则。

大致来说,诗格即人格,诗品即人品。诗歌是语言的艺术,诗歌创作的过程,就是人格通过艺术折射后的一种表达。不同的经历,不同的学识,不同的修养和不同性情的人,就会创作出不同的诗歌意境。诗品和人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、不可分割的。

但是刘熙载并不主张以人品代替诗品,有好的人品,还不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,还必须有一定的艺术修养和艺术创作才能,他对诗品与人品问题具有辩证的看法:

《文心雕龙》云:“嵇志清峻,阮旨遥深。”钟嵘《诗品》云:“郭景纯用俊上之才,刘越石仗清刚之气。”余谓“志”、“旨”、“才”、“气”,人占一字,此特就其所尤重者言之,其实此四字,诗家不可缺一也。

笔者以为,反之,占据了“志”、“旨”、“才”、“气”的人,不一定人品就好或是人品无可挑剔。也就说,诗品未必尽如人品。这里面又有三种情况。一是诗品和人品严重割裂,诗品和人品完全不统一。二是后代读者为贤者讳,有意为之遮掩或是曲解。三是前代诗人对自己夸大其辞,后人信以为真。

第一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后人认为的诗人或是文人身上。金人元好问《论诗绝句》云:“心画心声总失真,文章宁复见为人?高情千古闲居赋,争知安仁拜路尘?”这首绝句通过评论西晋太康诗人潘岳,批评、嘲讽潘岳做人做诗的二重性格。《晋书·本传》载:“岳性轻躁,趋世利,与石崇诌事贾谧,每候其出,与崇辄望尘而拜。”但其《闲居赋》却说自己“身齐逸民,名缀下士”,写自己的田园爱好,“梅杏郁棣之属,繁荣藻丽之饰,华实照烂,言所不能极也。”因此元好问认为,以文识人是不可靠的,识人不能只观其文,还要看是否言行一致,心口如一。

唐朝的元稹也是心口不一的诗人。他在《诲侄等书》云:“吾生长京城,朋从不少。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,不曾于喧哗纵观,汝知之乎”?严词正气,一若真可以身作则者。但是在其《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》中就有“逃席冲门出,归倡借马骑。狂歌繁节乱,醉舞半衫垂”的句子。在《寄吴士矩端公五十韵》中,虽然自己当时“予时最年少,专务酒中职”,但对于“媚语娇不闻,纤腰软无力。歌辞妙宛转,舞态能剜刻。筝弦玉指调,粉汗红绡拭”的场面津津乐道。唐代的官僚、文人狎妓之风盛行,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,后人也难苛求,但这种口是心非的做派令人不齿。

即便是皇帝,也有诗品和人品严重割裂的现象。宋陈岩肖《庚溪诗话》记载宋高宗的故事:

今上皇帝以英睿之资,宸文圣作,涣然超卓。方居王邸时,从太上皇帝视师江左,经由京口,题诗金山曰:“屹然山立枕中流,弹压东南二百州。狂虏来临须破胆,何劳平地战貔貅。”辞壮而旨深,已包不战而屈人兵之意矣。

谁承想赵构当了皇帝后,竟然是畏敌如虎,丧权辱国的主儿。明朝胡应麟在其《诗薮》中评价此诗“殊不类其人”,言下之意,其人品与诗词品相差距太大了。

在金朝历史上,完颜亮是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。《金史》的修撰者却说他是“妇姑姊妹尽入嫔御”的千古淫帝,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录入了他的大气磅礴的诗:“万里车书一混同,江南岂有别疆封?提兵百万西湖上,立马吴山第一峰。”我们去掉大民族的有色眼镜,完颜亮要统一中国,本无可厚非。但完颜亮灭宋,是因为“宋刘贵妃绝色倾国”(《金史·梁珫传》)。这样,后代读者很难把这样一首诗和这样一个皇帝联系在一起。

投降卖国之人也能写出清光照人或是慷慨激昂的诗。金国扶植的傀儡政权伪齐皇帝。元好问的《中州集》选录了“刘曹王豫”的《杂诗六首》,这六首写得清新可喜,置之某隐士诗集中,直可乱真。其中一首是:“寒林烟重暝栖鸦,远寺疏钟送落霞。无限岭云遮不断,数声和月到山家”。如果不看姓名,谁能知道这是“宋贼刘豫诗”呢!在这里诗品与人品依然是分离的。

汪精卫早年投身革命,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未遂。后期思想明显退变,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,沦为汉奸,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,是日本在中国的傀儡政权。汪精卫伪政权承认伪满洲国,在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旗子上附加有“和平反共建国”六字的黄底黑字三角旗。就凭他“卖国”和“反共”这两点,他将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在汪精卫《双照楼诗词稿》中有《被逮口占》四首,其三为:“慷慨歌燕市,从容作楚囚。引刀成一快,不负少年头。”我们后人不能因为汪精卫有这样的诗,就抹去他的滔天罪恶。

历史上能诗的大奸大恶都不会承认自己是坏人,都会在诗中伪饰自己、拔高自己。吴宽《匏翁家藏集》卷50载秦桧《题范文正公书伯夷颂后》:“高贤邈已远,凛凛生气存。韩范不时有,此心谁与论。”该诗句是秦桧读了范仲淹书写韩愈的《伯夷颂》后写的读后感。意思是像韩愈和范仲淹这样的大忠臣大文豪不是经常能碰到的,我这颗忠诚心该与谁诉说呢?表达了一种敬仰前贤,追思古人的情怀。但是后人并不这么认为,吴宽记载:“则读者未尝不发笑也。”

清张廷玉于《明史》把严嵩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,说他“惟一意媚上,窃权罔利”,但也承认他“为诗古文辞,颇著清誉”。永州愚溪之上的柳子庙,最后一进的角落里有一块石碑,上有严嵩《寻愚溪谒柳子庙》诗:“柳侯祠堂溪水上,溪树荒烟非昔时。世远居民无冉姓,迹奇泉石有愚诗。城春湘岸杂花木,洲晚渔歌清竹枝。才子古来多谪宦,长沙犹痛贾生辞。”从这诗句,绝对看不出这是一个“奸相”所作。严嵩临死都认为自己“平生报国惟忠赤,身死从人说是非”。人与文抵牾,因人废文,因人毁艺,此乃严嵩。

第二种情况是后代读者为贤者讳,有意为之遮掩或是曲解。这类“贤者”,是文学史历来肯定的正面形象,后人道不得半个不字。这类人谈不上艺术人生与现实人生的割裂、诗化人格与物化人格的背离,但是其人生污点或是缺点仍然存在。

李白是后世人人敬仰的大诗人,在各种中国文学史上予以列专章介绍。应当说李白就是“诗品出于人品”,文如其人的典型代表。他志存高远,高度自信;但同时此人又胸无城府,率真任性。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,李白是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”的形象。

历史上的诗人们,大多渴望跻身政治舞台,施展政治抱负。李白也不例外。李白34岁时游襄阳,希望当时颇有声望的荆州长史韩朝宗荐引而做官。其《与韩荆州书》中有言:“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:‘生不用封万户侯,但愿一识韩荆州’。何令人之景慕,一至于此耶!”又说:

君侯制作侔神明,德行动天地,笔参造化,学究天人。幸愿开张心颜,不以长揖见拒。必若接之以高宴,纵之以清谈,请日试万言,倚马可待。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,人物之权衡,一经品题,便作佳士。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,不使白扬眉吐气,激昂青云耶?

假如这些文字出自他人之口,后人必然送上这样一副三个字的对联:拍马屁,吹牛皮。

李白42岁的时候,经过元丹丘和玉真公主的推荐,被玄宗征召入京。接到诏令后,他有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一诗,中有句云: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。”这种狂态固然可爱,但是这种人“终非廊庙器”(唐玄宗语)。

辛弃疾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词人。此人以气节自负,也以功业自许。为人亢爽、豪迈、洒脱,后人对他肃然起敬。然而他毕竟是人,也难免有缺点,甚至是污点。香港《明报月刊》1982年8月号刊出的罗忼烈教授的《漫谈辛稼轩的经济生活》,指出辛弃疾有贪污现象。北京大学的邓广铭先生曾作《读〈漫谈辛稼轩的经济生活〉书后》(载《中州大学学报》 1992年第1期)一文予以反驳。有位叫闵泽平的博士,出了一本书,叫《唐宋才子的真实生活》(崇文书局,2008年2月第1版),其中写到辛弃疾贪污劣迹。有人摘录书中的《辛弃疾的经济问题:下岗十八年却生活豪奢》一文在网上广为传播。

辛稼轩曾说过“求田问舍,怕应羞见,刘郎才气”(《水龙吟·登建康赏心亭》)。那么稼轩究竟有没有求田问舍呢?洪迈的《稼轩记》(《洪文敏公集》卷6)作了回答。他说,辛弃疾在江西上饶建造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庄园,里面的建筑有“集山楼”“婆娑堂”“植杖亭”“信步亭”“涤砚渚”等。我们想,这样多的建筑物,占地面积一定不会太小。辛弃疾的好朋友陈亮在《与辛幼安殿撰》中说:“始闻作室甚宏丽,传到《上梁文》,可想而知。见元晦说,潜入去看,以为耳目所未曾睹。此老必不妄言。”(《陈亮集》,中华书局,1974年版)当时的朱熹(元晦)偷偷地进去看了一下,以为“以为耳目所未曾睹”。连朱熹都没有见过的庄园,其奢华可想而知了。此段文字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异文为“潜人去看”(《龙川文集》卷21)。不管“潜入”还是“潜人”,总之陈亮认为朱熹“此老必不妄言”。据邓广铭先生《辛稼轩年谱》,稼轩除原配夫人外,至少有整整、钱钱、田田、香香、卿卿、飞卿等六位侍妾。这样的家庭,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,是无法支撑的。辛弃疾退休后,有这样的生活,如果靠他在职时的“工资”存款,显然不可能。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官位时聚敛得来。辛弃疾生前死后曾经受到过六次弹劾,大都和贪污有关。这其中也许有政敌的诬陷,不过,一再成为把柄,似乎也说明问题比较严重。当时在位的皇帝认可这种弹劾,也不能说皇帝每次都是昏庸。罗忼烈教授指出:“他的经济来源是很令人怀疑的,要尝试解释未曾不可,但答案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。”这个不愿接受的答案就是辛稼轩有贪污行为。

即便如此,认为有贪污行为的学者,也没有否定辛弃疾的为人、否定辛弃疾词作的意思,罗忼烈就说过:“我所指出的不知道是否确实,如果属实,‘不以一眚掩大德’,对于稼轩的整个形象仍然是无损的。”笔者同意这种看法。

第三种情况是前代诗人对自己夸大其辞,后人信以为真。有时候,后人误读了前人的文字,也就无形中把诗人拔高。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中的“余家贫”、“瓶无储粟”、“家叔以余贫苦”、“饥冻虽切”诸语,读者不可过于认真。有“僮仆欢迎”、“有酒盈樽”、有“巾车”、有“孤舟”,并且“园日涉以成趣,门虽设而常关”。这样的家庭,在土改的时候,肯定划为“地主”,今天的教授们,没有几个人有如此优越的条件。如果把陶渊明说成是“衣褐荷锄躬耕陇亩的农民诗人”,就大可不必了。

陆游75岁时,有长题《陈阜卿先生为两浙转运司考试官,时秦丞相孙以右文殿修撰来就试,直欲首选。阜卿得予文卷,擢置第一。秦氏大怒。予明年既显黜,先生亦几蹈危机。偶秦公薨,遂已。予晚岁料理故书,得先生手帖,追感平昔,作长句以识其事,不知衰涕之集也》的一首七律。托克托等撰《宋史·陆游传》即据此长题为第一手资料。朱东润《陆游传》(中华书局,1960年版)取其说,认为陆游这次(绍兴二十三年,1153)参加的是礼部主持的“省试”,和秦桧的孙子秦埙发生了冲突。当今各种文学史,无不有此内容。现今大学通用教材袁行霈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,也说“陆游29岁参加进士考试”。其实陆游没有那么“冤枉”。陆游虽然在当时的临时“首都”参加考试,但不是“省试”,也不是考“进士”。当时陈阜卿(陈之茂)主持的考试只是“漕试”,试法同州﹑府解试,漕试合格,即赴省试。考中后的资格,相当于清代的举人。陆游说的“明年”是绍兴二十四年(1154),据《宋史·陈骙传》,这一年,陈骙“试春官(礼部)第一,秦桧当国,以秦埙居其上。”而这一年“廷试第一”的是张孝祥。从“漕试”到“省试”和“廷试”,陆游、陈骙、张孝祥都和秦埙有过冲突,故事大同小异。个中原因,令人琢磨。

宋孝宗即位后,“上曰:‘游力学有闻,言论剀切。’遂赐进士出身”(《宋史·陆游传》)。这里的“赐进士出身”和清代的中二甲赐进士出身,还是有区别的。这只是皇帝给陆游的一个安慰,其实他没有过硬的“文凭”。陆游如果真想有个进士“文凭”,在绍兴二十五年(1155),秦桧死后,还有考试的机会。

据《宋史·秦桧传》,当时秦埙的官职是“敷文阁待制”,不是陆游说的“右文殿修撰”,当是陆游误记。还有一个问题:陆游29岁参加的考试,“擢置第一”消息是谁告诉他的?答案只有一个人,那就是陈之茂。无论陈之茂是考试完毕就泄露评卷情况,还是在秦桧在倒台后对陆游表示同情,虽然陈为当时“名士”,亦非君子所为。

如果笔者之言成立,那么这个长题作为史料,还有多大价值?

无论古今诗人,自己为人和自己诗作的优长,由别人去说。倘是自己夸示自己,即便是真的,别人也听着腻歪。笔者在《清代西域诗研究》的写作中,写到一个叫韦佩金的人。此人历任苍梧、怀集、马平、凌云四县。嘉庆二年(1797)以军需案罢官。三年,遣戍伊犁。八年,释归。有《经遗堂全集》26卷行世。韦佩金的《送陈药洲大中丞淮入关》为五言古诗三首,前有长序:

商丘陈大中丞世家宿学(原注:迦陵侄孙),风雅总持。金于庚申暮春抵戍所,拜颜幨帏,接待殷恳。顾金性不汲汲热,或弥月不一往见。夏五,洪北江太史(原注:亮吉)东旋。金与洪龆龀交,别二十余年,今相聚穷荒万里外,于其归也,殆不胜情。诗一章,中丞大赞赏,以国士许焉。中丞有所往,辄于众中觅金,招与论诗法源流、古今词题正变、国朝诸大家著作优劣。持金片楮小篇,玩味往复不能置。促金校定诗古文词稿本,允异日为付梓人。又以金处困,无几微戚戚介于色,与人相接,泊然无所求,庶几不失己,以是指称之,为延誉于大人长者前益力。吁!知己哉!中丞伯祖其年先生,少受知于娄东,有凤凰之目。余生平服膺迦陵著作,不惮手胼口沫,恨生也晚,不及游先生之门。兹得瓣香中丞,窃藉私淑,何幸如之!八月既望,中丞奉命入关,金情不自已,持笔札于保公相国园池庆宜楼下,诗成,挥泪如雨。是夕往质,中丞就秋灯下,拂纸长哦。相呜咽久之,盖明日即登车。中丞曰:“余为万里行,为得此三诗也。”

这段文字通过吹捧陈淮来抬高自己的身价。陈淮原为江西巡抚,是著名的贪污犯,被弹劾后遣戍伊犁。其人有别于其他的遣员之处有两点:一是“世家宿学”,是大词人陈维崧的侄孙。二是遣戍前是地位颇高的江西巡抚。这两点在当时已经不那么坚挺,因为侄孙不是嫡孙,原来是“省级干部”现在是遣员。韦佩金真正看重此人的是“允异日为付梓人”,也就是陈淮答应将来出钱给韦佩金出书。韦佩金在《经遗堂全集》的自序中也说:“商丘陈大中丞药洲谓为可传,促早自校订,当为付梓人。”这对于“处困”的韦佩金来说不啻于阳光雨露,对陈淮的吹捧今人亦当理解,但是此文吹捧自己就令人作呕。《鼓曈曈一章送洪太史(亮吉)奉命入关》一诗在《经遗堂全集》中差强人意,但是“诗一章,中丞大赞赏,以国士许焉”,就凭这么一首诗,韦佩金竟被陈淮推为一国中才能最优秀的人物,未免言过其实,后人恐难苟同。倘真是这样,那陈淮这位“省级干部”的欣赏水平也太低了。韦佩金与陈淮的交往,不是“性不汲汲热”和“与人相接,泊然无所求”的韦佩金主动,而是陈淮“有所往,辄于众中觅金”;陈淮对于韦佩金的诗作“片楮小篇,玩味往复不能置”。这些话如果出自他人笔下,自让人感动,出自韦佩金的笔下,后人看到的是其人性格的扭曲。最后,韦佩金在伊犁将军保宁的楼下作了三首给陈淮的送别诗,“诗成,挥泪如雨”,是有可能的。陈淮回到寓所“就秋灯下,拂纸长哦”,也是有可能的。但是,让陈淮说出“余为万里行,为得此三诗也”,也就太过分、太离谱了。我们不妨抄录其一,由读者品评:

国朝蔚词宗,大家首迦陵。元精留烛世,再传公代兴。节钺半天下,犹嫌未长征。位高违愿达,诚重觉劳轻。要使西域外,凤老成典型。贱子胸何有,万古雹雪冰。追踪天山游,恍惚皆旧经。谢彼行役艰,摇摇即次清。何意奉圭璋,龙门兹乃登。

诗中吹捧陈淮“诚重觉劳轻”和“凤老成典型”也还罢了,“犹嫌未长征”一句,好像陈淮自己不被遣戍就不甘心似的。如果陈淮万里遣戍,就为得到这样的诗,那陈淮的身家性命也太不值钱了。《经遗堂全集》的付梓,后来还是韦佩金的朋友凑钱完成的。陈淮自食其言,没有作韦佩金“付梓人”,把韦佩金结结实实地耍了一把,使韦佩金在伊犁的“感情投资”最终落了空。

笔者说的“诗品未必尽如人品”的三种情况,无论哪一种都未必看到作者完整的人品。今天读者在读前人的诗作时,对其人品,不必盲从前人成说。今天诗词的作者,在创作诗词中,对于同时代诗人的人品,不要不负责任的吹捧,以免贻误他人;更不能吹捧自己,欺世盗名,以免贻笑后人。如果今天有诗人说自己“为人强项,不妄与人交”,不妨看成此人是个刺儿头,喜欢顶撞领导,群众关系不好。如此而已!

(星 汉,1947年生于山东省东阿县,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,主要从事西域诗和当代诗词研究。)

 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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